为中国三大环境公害平反：环境危机与人口政策反思

为中国三大环境公害平反：环境危机与人口政策反思
作者：王鑫海 email：wangxinhaipku@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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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麻雀 狼 中国人 环境危机 人口政策
　　
　　麻雀、狼和中国人是建国以来有关“权威”们先后认定的三大环境公害。认定三大环境公害所使用的借口惊人地一致：消灭麻雀是为了节省粮食；消灭狼是为了避免牲畜损失；消灭人口是为了节省资源。反对的人都会被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发动的形式也很相似：消灭麻雀运动发端于1955、19956年 “青年团甘肃省委”、“青年团北京市委”的号召；打狼运动在大批知识青年到内蒙古草原后达到高潮；“一胎化”计划生育运动正式启动的标志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请注意，这一信件仅仅是“号召”，无法律效力。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也仅仅是“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

1，麻雀。
《咒麻雀》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1958年4月21日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後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曾兴起过一个轰轰烈烈消灭麻雀的全民运动，理由是为了节省粮食。尽管从事件一开始就有科学家顶住巨大压力，坦陈麻雀不是害鸟，不应消灭，但他们的呼声并没有能够阻止一场针对麻雀的“人民战争”，麻雀冤案持续近5年（1955－1960）。
麻雀是一种杂食性动物，繁殖期食害虫，并以害虫育雏，当谷物成熟时，多结群飞向城市附近的农田啄食谷物。在起草农业“十七条”的过程中，农业部负责人也曾就麻雀的益害问题咨询过鸟类学家郑作新，郑作新的答复是：麻雀的益害不能一概而论，在农业区它肯定是一种害鸟，但在果区、林区则有捕虫的益处。
　　“然而农民常常是经验主义者，他们只看到庄稼成熟时，成群的麻雀飞到田里吃谷子，使农作物的产量受到损失，并没有看到麻雀也吃害虫。”
　　于是，在1955年底到1956年初的《人民日报》上出现了这样的报道：“青年团甘肃省委发出号召，要求在全省组织100万青少年，在冬春两季开展大规模的消灭麻雀的活动。”“青年团北京市委号召全市青年们广泛发动群众，1956年1月7日开展一个打麻雀突击运动周，在一周内把城区和郊区的麻雀基本消灭。”
　　1956年1月8日，竟有科学家在中国影响最大、权威最高的《人民日报》上公开撰文，大谈麻雀的害处，并介绍了诸多消灭它的方法，直接影响了决策者。
　　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剿雀大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打麻雀运动进入了一段缓和期。从1956年底至1957年上半年“反右”运动开始，麻雀尽管还在打，但其命运有所改观，可以讨论了。上海《文汇报》于1956年冬至1957年春，陆续刊出了一些生物学家和农学工作者反对或赞成消灭麻雀的文章。其中，薛德在1956年12月3日发表的一篇名为《谈谈麻雀》的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并促成了一场关于麻雀问题的全民大讨论。
　　中国科学院老干部局薛攀皋回忆称，在拥护消灭麻雀的队伍中，最典型的是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鲁迅之弟）。他于1957年1月18日在《北京日报》上撰文称，“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并批评了那些反对消灭麻雀的人，称他们是“自然界的顺民”与“均衡论”者。
　　由于存在相当数量有理有据的反对文章，麻雀讨论没有出现一边倒的局面。很可惜这种有益的大讨论被1958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中断，人们彻底疯狂了！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可怜的麻雀所剩无几。
　　随着小麻雀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大多数人没有料到的恶果出现了：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两侧的树木叶子几乎全部被害虫吃光。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所长朱洗、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德培、张香桐等科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
　　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两天后，毛泽东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
　　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为麻雀平反：“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打麻雀运动虽然停止了，但其余波数十年未熄，打鸟活动屡禁不止，直到现在还有人振振有词，称打鸟是“除害”。
2，狼。
　　与麻雀相比，狼被当作公害剿灭的时间更长，平反也较晚。
　　从1949年到1978年，狼一直名列害兽榜。在南方山区，剿灭狼造成的生态危害相对来说较轻，因为这些地方的生态系统比较复杂稳定，即使狼被消灭了，它的生态功能也可以由其他食肉动物替代，但是草原灭狼运动却对草原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千万年来草原民族一直认为狼是草原的保护神，狼是草原四大害兽——草原鼠、野兔、旱獭和黄羊的最大天敌（草原罕见其他大型食肉动物）。 “四害”中尤以鼠和兔危害最烈。鼠、兔的繁殖力惊人，一年下几窝，一窝十几只，一窝鼠、兔一年吃掉的草，要比一只羊吃的还要多。鼠、兔最可恶之处是掏洞刨沙毁坏草场。草原上地广人稀，人力无法控制鼠灾兔灾，而鼠、兔恰好是狼的主食。在冬季，鼠和旱獭封洞之后，野兔和黄羊就成为狼群的过冬食粮。 狼又是草原的清洁工，每当草原大灾(白灾、旱灾、病灾等)过后，牲畜大批死亡，腐尸遍野，臭气熏天，如果不及时埋掉死畜，草原上就会爆发瘟疫。据草原老人们说，草原上很少发生瘟疫，是因为狼群食量大，它们会迅速处理掉尸体。此外，草原狼常常攻杀牲畜，客观上起到了调节草原载畜量的作用。 事实证明，狼是草原生态的天然调节器，内蒙古草原过去几千年一直保持生态平衡，草原狼功不可没。
　　牧民每年杀狼，但是从未赶尽杀绝，保持了生态平衡。建国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政府鼓励打狼，评选“打狼英雄”，提议给狼留活路的老牧民被指责为“思想落后”。牧区政府、驻军甚至亲自动手，用汽车、步枪、冲锋枪“帮助”牧民消灭大量的狼群，有的地方形成了百里无狼区。
　　狼逐渐减少甚至灭绝，导致草原四大害兽迅速繁殖，再加上大规模的开垦，草原发生了迅速的、不可逆的沙化。
　　在1978到1998年期间，狼的生态功能逐渐被人们承认，待遇转好，不再被赶尽杀绝，但草原已经是千疮百孔。1998年起，随着生态保护资金的大量投入，内蒙古草原才开始局部恢复生机，境外的狼群分批迁入。狼的数量成为草原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
3，中国人。
　　在1977年之后（“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在1977－1979年期间试点，1980年全面推行），中国人被“权威”们认定为主要的环境公害，“人口多”成为环境与资源危机的重要解释，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13亿人中间确实有环境“害兽”，但不能因此说13亿人都是环境公害，从而推行强制、过激、不计后果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
　　环境危机可以分为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两大类。
　　在一系列的大规模环境污染群体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群众要求保护环境，但是资本和权力的勾结导致某些严重的环境污染项目逆民意违法上马，受害人求告无门。那些违法污染环境的“一小撮”人才是不折不扣的“害兽”。
　　在环境破坏方面，经常可以看到大批的农民直接参与猎捕、采挖野生动植物，但他们并非真正的“害兽”。歧视、剥夺、陷他们于绝境的政治、经济权利分配体制才是真正的“害兽”。要改变这些人破坏环境的行为，就必须对一系列涉及利益分配的相关法律（例如选举法、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法规）进行变革，这种变革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由于原有利益格局中的既得利益集团掌握着变革进程的主导权，而弱势集团很少有参与变革的机会，这种变革的前景不容乐观。
　　面对环境恶化的压力，决策者必须选择是继续牺牲环境还是“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利益。对乡村地区大量的环境破坏行为有意无意的“宽容”和“放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决策者通过牺牲环境暂时缓解社会内部冲突的“决策”。实际上，数亿贫困农民所消耗的资源，可能少于最富的几千万中国人消耗的资源。
　　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指出，“解决温饱问题的一个方法是重新分配”。“即使是在其他国家，从长远的观点看，不公正的社会结构也常常使得穷人难以分享那些通过牺牲荒野地而获得的利益。无论在哪个国家，试图以牺牲荒野地来使社会的不利阶层获得利益的做法都是徒劳无益的，除非社会结构足够公正从而使得利益的这种转移成为可能。如果社会结构不能确保利益的这种转移，那么牺牲荒野地以拯救穷人的做法就不过是权势集团保护既得利益的一种烟幕；那种做法几乎牺牲了处于不同层面的所有类型的价值，其结果只能是延误必要的社会变革，使社会的不公正(一种社会性的负价值)延续下去。如果社会制度是公正的，那么所有人的基本需要都会得到满足”。“人类内部的比例失调(不公正)的分配不能靠进一步扩大人工环境与原始自然环境之间的比例失调来解决”。
　 例如每年春夏，在宁夏、甘肃、内蒙挖甘草、发菜的流动大军就有百万之众，每年破坏草地几百万亩。记者采访发现，在早春，夜晚气温还是零下十几度的时候，采挖大军就开始准备行动了，在这批人中间，八、九岁的孩子随处可见，每个孩子一天的劳作（破坏环境）所得不过是几元钱。采挖的发菜，却绝大部分为城市富裕阶层所享用。确保这些孩子坐在温暖的教室里接受良好的教育，才是保护环境的最佳选择，而以中国当前的财力，只要用心去做，并非难事。
　　传统的经济学一般只涉及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而无法就业的所谓“剩余人口”历来被看作是资源消耗者和环境破坏者。
　　计生部门所说的“剩余劳动力”真的是环境破坏者吗？实际上他们是被闲置、浪费的宝贵资源。
　　从新兴的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一个环境社会系统有序发展的基础是三种生产，即物质生产、人口生产和环境生产三者之间的和谐。
　　当前中国以农村居民为主体的失业和半失业的两亿左右劳动力，由于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不能够被工业化进程吸收（由于“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推行，人口结构畸形发展，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已经出现供不应求的趋势），被计生部门和很多“社会精英”视为包袱，而换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是宝贵的人力资源。
　　现在朝有余财，野有饥民，政府游资和剩余劳动力被人为分离。这些剩余劳动力为了生存，很多人只能将社会给他们的生存压力转嫁给周边的生态环境。
　　如果能够有一、两亿农村人口投入中国的环境资源建设，全国环境状况将会日新月异，而这些人的平均年工资需求不过是两、三千元而已（大致接近现在的农民平均纯收入）。中国现在一年的公款消费超过一万亿，节省一半就够了。
　　持续的环境生产将大幅度提升中国的环境质量，积累环境资本，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人们在感受到消灭麻雀和消灭狼的危害之后，才改弦更张，尊重自然规律。麻雀、狼的悲剧源于片面的政治宣传以及对不同意见的打压，与现行人口政策的出台背景如出一辙。直到现在，深刻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的文章还很难在主流媒体刊出。
　　人既可以破坏环境，也可以保护环境。13亿中国人被当做“害兽”，替体制弊端背环境危机的黑锅，不利于探究环境危机的真正原因，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危机。就像一个人患肺炎导致发热，糊涂医生偏要说他是“肥胖导致发热”，“理论基础”是“胖子都容易出汗”。病人一命呜呼，医生难辞其咎。中国已经错过了至少十几年最佳应对时间，现在亡羊补牢，也许可以减轻一些损失。
　　如果继续把全体13亿中国人当作环境“害兽”，继续推行南辕北辙的强制“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延误环境治理及环境建设，中国很有可能面临老龄化危机与环境危机并发的可怕后果。
参考文献：
1，欧阳海燕，反思50年前全民围剿麻雀运动，《新世纪周刊》，2007年2月。
2，[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著，杨通进 译，许广明 校，《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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